一、北影学生打死清洁工，双方互殴？

　　12 月5日下午3时08分许，海淀区北京电影学院2号学生公寓东侧，一对男女学生将轿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挡住了清洁员收拾垃圾，双方起冲突。清洁员后被急救车送往医院，但途中不幸身亡。

　　死者叫王三明（音），43岁，河北沧州人，来此工作不到一年，是校内唯一一名收垃圾的清洁员，目前，清洁工的遗体已被送往法医鉴定中心。

　　海淀警方证实，嫌疑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而北京电影学院有关人士表示，事情是由于双方互殴引发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但有些吊诡的是，目前校方正配合警方调查，所以相关监控录像不便公开。

这样的说辞过去见得多了，大众们就耐心等候警方调查结束后再看监控录像吧。

　　

　　二、奥迪与三轮的战争！

　　既然监控录像不方便公开，那就看看围观者的说法吧。

　　事发地点位于北京电影学院校园浴池门前空地上。浴池几名工人说，当时他们都在屋内，听到外面传来打斗声后，他们跑出去看到，一名年轻男子和一名清洁工扭打在一起，一名女子在一旁劝解，“那个女的个子不高，拉架没有拉住”。冲突双方用拳脚互相打，随后又有其他一些人前来劝架。打斗中，这名清洁工突然倒地，“好像是对方打到了清洁工的头部，劲应该不小”。

　　清洁工倒地后一直一动不动,周围人上前查看，发现其还有呼吸,众人立刻报警。随后，该年轻男子被警方带走。

　　有学生说，冲突双方是因为倒车问题发生了纠纷，驾驶这辆奥迪车的是该校一名学生，当时准备倒车离开，但发现后面的三轮车挡路，于是呼唤三轮车挪车。可能是双方语气上有不合，因此互不相让，最终引发了冲突。

　　

　　三、个人的一点看法

　　有网友分析说，在这场悲剧中，双方的身份差距很可能是造成冲突的一个潜在原因。在这过程中，很可能是“奥迪男”过于趾高气扬，激怒了老实本分的清洁工；但也可能是清洁工看“奥迪男”不爽，因此不愿作出让步。

　　而据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清洁工看“奥迪男”不爽，因此不愿作出让步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我看到的清洁工，对身边的每个人都报以谦卑的，甚至是有些低贱的微笑。他们深知，自己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苟延残喘，所以比他们高的人，都有权力对他们颐指气使。他们唯恐自己的言行在不经意间惹恼了那些衣着鲜亮的红男绿女，轻则招来一顿怒骂，重则则是一顿拳打脚踢，就像王三明所遭遇到的那样

　　更何况，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如何会主动找一个二十来岁年轻人的麻烦呢？在体力上也不占优势啊。

　　

　　四、学生会，一个“藏污纳垢之地”？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几个月前说过一句话：“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污纳垢之地。”此话一出，网上自然是一片哗然。

　　陈伟痛心地表示，自己曾亲睹班里一位大一尚比较单纯的、有理想的学生，在当过学生会主席后，堕落成为一个失去基本道德水准、以无知无耻为荣、满口官话的学生官。而就其所了解，甚至有一些在学生会里面工作过的学生，也直接称学生会为“垃圾”。他认为，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

　　学生干部还是大学中的特权阶层。陈伟的研究结论是“有限的支教名额，都被校级学生组织瓜分”。每年换届阶段学生会竞争对手之间的暗中互相倾轧，手段极其卑劣。此外，学生组织的公款吃喝盛行也是不争的事实。陈伟认为：“学生会干部，官腔连篇，言不由衷，无出其外，败坏了人大学生的形象。”

　　好像是专门为陈伟的研究结论提供例子，这位打死人的北影学生，恰恰也是一名学生会干部，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会公关部部长。

　　笔者认识不少人，就是按照“好孩子”、“三好学生”、“班干部”、“学生会干部”这个路子爬上来的，最终跻身官场，可谓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估计其中一部分人，最有可能的下场，就是成为腐败大军的一份子。

　　

　　五、为什么这个社会充满了戾气？

    还回到本文的主题，如果抛开谁是谁非，为什么倒车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小事，最终却演变成一场大打出手的暴力冲突，以一条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收场？无论是垃圾车挡住了奥迪车的道，还是奥迪车挡住了垃圾车的道，只要双方中任何一人作出让步，事件也不至于走向极端化。尤其是一方还是读了十几年书的大学生,却选择了最野蛮、最不需要知识的手段——暴力去解决纠纷，这样的戾气值得社会反思。　　

    打开网络，这样的戾气在舆论空间里并不鲜见:有花季少女残酷殴打、虐待同学,并拍成视频上传网络,俨然成为“时尚”；有保安对记者、老板对员工大打出手；包括长春发生的“砍手门”：两伙学生，仅仅因为打篮球产生了一点摩擦，家长就能找人来把人砍死……太多的鲜血,太多的聒噪声,在一些人的眼里,似乎什么问题都只能依靠拳头解决。

    国人何时变得如此暴虐、嗜血？这是近来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索它的答案。

    我由此联想到孔庆东的“三妈”；联想到许多网友力挺孔庆东的理由：“骂的是汉奸，骂的不是人”、“汉奸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何况一骂乎？”；联想到几个号称左派的人焚烧《南方周末》的“壮举”：已经“焚书”了，什么时候“坑儒”呢？

    有许多人到现在还在抗拒人权、人性，抗拒宽容，抗拒爱，把这些视为西方价值观而拒之门外？难道革命者就知道暴力、斗争、仇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看看滥觞的红歌，看看宣扬暴力与仇恨的电视剧，难道还要将这种意识形态继续下去吗？

    没有爱，人类社会将是一片荒漠，将是一个兽性横流的世界。

　　

　　六、民意的箭垛

    在这场悲剧中，大学生与清洁工，奥迪车与三轮车，双方地位、身份的悬殊差距，使本案具有了成为网络热点的全部要素。许多人把在现实中对权贵阶层、富人阶层、贫富差距乃至社会不公的不满，统统发泄到这个事件上，将其看成是贫与富的对峙，从而使其具备了民意的宣泄口和箭垛的功能。

    许多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不是根据事实，不是根据法律，不是根据公理，而是根据人的衣着打扮、座驾配饰，只要是穿着光鲜的一定是个坏蛋，只要衣衫褴褛的就一定代表着正义。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说白了，是一种仇富心理，是历史上“为富不仁”的现代版。这种非理性情绪的蔓延，对中国的未来，是危害莫大焉。君不见，中国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而亿万富翁中，有移民意向的更高达74%。但凡有点家产，官员做裸官，演员改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移民似乎成了一种潮流。

    如果一个国家，精英阶层全部消失，这个国家还会有竞争力吗？这个国家还能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大环境下生存下去吗？

　　人们不能不有此一问。

　　七、是贫与富的对峙吗？

    对弱者抱以同情，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事发后，社会舆论毫无意外地站在了死者这边，这其中也包括笔者在内。

    但，情绪的宣泄不能代替法律的审判，其中是是非非，不妨留待法律解决。这里只想说，社会舆论不必也不应将焦点聚焦在双方身份差异上，进而把这事件渲染成“强者对弱者的欺凌”。至少，当双方发生肌体冲突后，身份差距已退居其次，事件也进而演变成为一场肉搏较量。无论谁先动手，在这情况下比的肯定不是谁更有钱。虽说结果是清洁工倒在了地上，可谁能否认，当时倒在地上的也有可能是“奥迪男”？毕竟，这是一半对一半的概率。那么，假如是清洁工打死“奥迪男”，舆论该如何对待？难道该说这是“正义的胜利”，或者“富二代死得活该”？

    仅仅因为一方有奥迪“名车”、一方是学校清洁工,就把案件随意脸谱化、标签化,拿别人的悲剧浇胸中块垒,对一起刑事案件上纲上线，这样做的结果，是法律规则被抹除了，正义界限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贫富对峙。

    这个时代，许多人因拥有财富权势而变得暴戾，也有许多人因极端仇视有钱有势的人（当然，他们未必仇恨金钱势力本身，甚至还可能很羡慕），从而变得浮躁。这两种心态，显然都不是一个文明法治社会的正常表现。这也表明，如何拥有正确的财富观和是非观，已成为摆在当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八、如何处理贫与富的关系？

    陶潜在《咏贫士》里说：“贫富常交战”，贫与富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与富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

    富，从来都是有先富，有后富。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能够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可是，一定时期内不可能根绝贫富差别。既然富人与穷人将长期存在，那么，社会就有理由要求富人会当富人，穷人会当穷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古人对富人和穷人的最低要求；“贫则见廉，富则见义”是古人对穷人和富人的高标准要求。

    “富则见义”，这义，就是走正道。致富要靠劳动来致富，不能赚黑钱。“义”还包括富帮穷，先富帮后富是先富者应尽的义务，也是第二次分配的一个方面。

    “人穷志不穷”，这应当是穷人的行为准则。经济上的贫困虽然会不利于穷人做善事，但是，不要忘了“古来忠烈士，多出贫贱门”的历史事实。穷人有权利思富，有理由变富，可是，由穷变富也要运用正当手段。用正当手段由穷变富，光荣；用不正当手段由穷变富，可耻。唐代诗人姚崇有句话值得记取：“与其浊富，宁此清贫。”

    解决贫富矛盾，既是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也是动力系统。解决矛盾就是和谐。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不断进入和谐状态，社会便会奔腾向前。

　　

　　九、警惕当前形势下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臂合流

　　当下的中国，无疑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威胁，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臂合流。

    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独立无助的人群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也是民粹主义有可能在中国蔓延的社会基础。

    民粹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特色就是极端平民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常常以“人民”的旗号，从根本上否定精英阶层在管理国家中的重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今中国实现市场经济转型，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暴力拆迁、官黑勾结等问题，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老左派高分贝咒骂当今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由此出现的毛泽东热、“文革热”，以及一些人主张的“没收房地产商的房子无偿分给最需要房子的穷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例证。

    经过多年来当局孜孜不倦地引导和推行，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已经形成了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有时连官方都难以抗衡与驾驭。这固然是因为国家日益富强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另一方面却是当局在马列官方意识形态日趋衰落后乞灵于民族主义所致。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固然是治国的神兵利器，把持不住则会伤及自身。

    如果排斥一切精英的民粹主义和排斥一切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民族主义双臂合流，未来的中国走向，确实是令人担忧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场民粹主义和族主义的双臂合流，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危害。一场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一场是上个世纪的文革。这两场运动有很多极其相似的共同点，一个是强烈的排外，义和团的拳民们痛恨一切“洋玩意”，只要是戴眼镜的人一律杀头；文革中对一切西方沾边的东西统统打倒；再一个就是彻底地反智，义和团的反智表现在强烈的迷信和愚昧，宠信“神仙附体”、“刀枪不入”之类；文革的反智表现在仇视知识分子，称之为“臭老九”，必欲彻底打倒、批臭而后快。鉴于时代的不同，可以说，文革的反智比起义和团来，更愚昧百倍。

    防止民粹主义和族主义的双臂合流的再一次出现，是当代知识精英的职责所在。

 

    十、精英阶层的历史使命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

    但是，精英群体也是鱼龙混杂。当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不幸。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常常是温和的渐进的，但不应将渐进作为保护自身利益拖延变革的借口。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推进理性变革，未来有可能出现大的动荡。

    精英阶层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引导中国通过改良，走向民主和现代化。(逆行斋主人)

                                             来源：青年导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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